Professor Fabio Vighi and Professor Heiko Feldner are well known for their remarkable research in ?i?ek studies and critical theory, they have co-authored quite many books and articles on the topics related. And now they are co-directors of ?i?ek Center for Ideology Critique at Cardiff University, England. On Sept. 24, during the 5 th International Marxist Forum, which hosted by the School of Media and International Cul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I got an opportunity to interview them. Our conversation covered a wide range of topics, from ?i?ek to critical theory, then to Lacan and Marx, and so forth.
伊格尔顿和齐泽克的意识形态理论是审美意识形态问题域中两种具有代表性的主张,并且形成一种对照与呼应的关系。他们都吸收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并从现代美学理论资源中得到援助,发现了阿尔都塞的主体质询观与康德对审美经验的描述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伊格尔顿主要是从“美”的概念出发,而齐泽克则借助“崇高”范畴来阐释意识形态,一方面揭示现代意识形态是如何更多地通过操控人们身体、欲望、感性经验以及行为方式来运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另一方面扩展和丰富了审美、美、崇高等范畴,将它们纳入心理学、政治学和文化研究等话语中探讨。审美意识形态归根到底是一个美学与政治和伦理的关系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对消除长久以来认识、美学、伦理三个领域分立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是大有裨益的。
美学是一种感性的分配。康德的去功利的审美判断,以对理解力与感受力之间等级关系的中立化,确立了审美维度的核心,即以审美分离为前提的平等“歧见”,并由此带来新的感知世界的方式,此乃“美学的政治”。有两种伦理批判模式是试图取消审美的政治潜力的,一是以“习性”为基准的社会学批判,一是以“崇高”为中心的绝对他者原则。“政治的美学”则表现为“民主”政治乃一种“仿佛”的操作,是任何人之共同权力的平等展演。柏拉图式的共识性的“仿佛”只是以社会分化为基础的伦理秩序的循环,德里达式的异质性的“到来的民主”则排除了人民主体的歧论力量。总之,为了强调美学的政治和政治的美学,一种蕴含了知识美学的话语实践势在必行。
马克思提出“劳动创造了美”这个著名的观点,将艺术审美问题的思考与人的生存实践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意在揭示人类生存、劳动实践与艺术审美之间的历史性内在关联。从历史性的观点看,虽然艺术审美起源于人类的劳动实践活动,但生产劳动只提供了艺术审美产生的前提和基础,从物质生产到艺术生产、从劳动实践到审美实践,需要经历复杂多变的历史发展过程。因此,只有进一步考察艺术审美的历史发展过程,才可能更深入地理解艺术审美的特征。
乌托邦是齐格蒙特·鲍曼著述中的一个核心议题,是他理解和阐释社会发展和人类生存状况的重要组成部分。鲍曼认为,乌托邦是对未来美好世界的想象,对现实的评判,具有现实性和非现实性。作为一种文化想象或精神信仰,乌托邦属于“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的范畴。因此,鲍曼支持整体上的乌托邦精神,反对将其简化为一个特定社会的规划付诸实践。在后现代社会,人类的乌托邦梦想已分解为自我无限膨胀的私人的消费幻想,成为了一种“消费乌托邦”。鲍曼强调乌托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倡导人类共同努力去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
【内容摘要】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一种乌托邦?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乌托邦?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的构想,它只是一种乌托邦,还是一种乌托邦政治学?论文集中于这些问题的思考,从怎样理解乌托邦、悲剧与乌托邦政治学、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等三个方面展开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和理解。论文还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乌托邦,而且乌托邦是历史发展的必需条件。这或许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的复杂性关系,并进一步理解马克思主义在现代社会中的各种思想转向会有帮助。
在当代重谈乌托邦,已不再只是一个有关浪漫主义诗篇续写的问题,而是一个富于革命性的政治问题。乌托邦作为“不在场”的“在场”,其魅力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遥远的他者,而是一种始终触及现实潜流的一种存在。在当代,乌托邦以反乌托邦的悖论性形态存在着。正是在乌托邦的反观中,艺术自身所蕴藉的政治潜能将使审美乌托邦作为当代乌托邦新的构型重新迈入其光明圣地。然而,审美乌托邦的实践并非全然是诗意的,相反,在现实与所期许的之间始终存在着诸种相互缠绕与争夺的场域。于此,审美的革命在激情的释放之后将选择更为审慎的前行方式。
本文认为,在当下的社会生活中,“乌托邦”与“悲剧”是两个并行不悖的文化概念。基于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态度,二者之间存在着意想不到的一致性与情感共鸣。历史上的“乌托邦”概念总是与“悲剧”相伴相生,尤其结合近现代以来的社会历史,社会主义可以说是审美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在当今时代的最好例证,但理想的践行却也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具体到美学领域,如果说悲剧放大了人心底的欲望,乌托邦则是以审美的方式实现对悲剧性现实的把握。以电影《百合》为例,现代悲剧的一个重要表征在于个体“乌托邦冲动”的无力性与乌托邦理想的幻灭。在这个意义上,乌托邦与悲剧之间的内在联系构成了中国现代悲剧观念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内核。
本文是哈佛大学大学历史学教授皮特?E?戈登就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思想史教授加雷思?斯特德曼?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的新作《卡尔?马克思：伟大与幻象》写的一篇书评,刊登在2016年10月23日的《纽约时报》“星期日书评”一栏上,名为《叫他卡尔》（Call Him Karl）。《卡尔?马克思：伟大与幻象》英文版共750页,由贝尔纳普出版社和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书评从此传记所采用的新视角出发,明确指出《卡尔?马克思：伟大与幻象》一书聚焦于卡尔?马克思本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文章一开始就引用马克思自己说过的一句话来说明很多人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误读。戈登认为《卡尔?马克思：伟大与幻象》一书有很多优点,其中,斯特德曼?琼斯优雅得体的叙事风格能够引领读者（甚至是不熟悉19世纪历史的读者）穿梭于那个时代的政治论争中。他熟稔于思想文化史,从而对马克思在哲学和经济学方面所创立的思想中的多个主题的表达技巧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他创作了我们这个时代关于马克思的最权威的传记。
从乌托邦到反乌托邦的过程是人类理想幻灭的过程,它是20世纪的沉重教训之一。乌托邦的这种反向转变既是其自反性的表现,也是人类“理性之恶”的逻辑延展。“理性之恶”源于理性的滥用或失控。在20世纪,理性通过技术来控制人类,取消人类文化的灵性而使之彻底地外在化、物质化;它借科学的名义来辖制与监管人类生活而使之科层化（或者官僚化）甚至催生出极权政治。因此,对“理性之恶”及其伴生的“反乌托邦”思想进行思考便成了现代知识生活的基本议题,也成为20世纪文学艺术的重要主题。
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讨论爱森斯坦的后期电影理论中的几个要素以及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般审美;选取爱森斯坦理论关注中的几个看似是马克思主义的要素,用乌托邦想象的方式来进行评论;探寻爱森斯坦的电影和美学理论中的与众不同的特点,可以说它影响了官方苏联美学理论,但又不仅仅如此。
高兹的生态社会主义的科学技术观,具有浓厚的乌托邦思想。他不仅继承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经济批判纬度,而且创新了科技观的生态批判纬度,提出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性,并从政治生态学视角将科学技术分为“集权式”技术和“分散型”技术,指出科技异化、生态危机的最终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虽然高兹的这些生态科技观具有理想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技术乌托邦”情结,但无疑对我国当前社会主义的生态建设与科技发展有着重要启迪。
徐碧辉的《美学何为》是一部实践美学学术史,它深入分析了李泽厚实践美学的“二律背反”,对李泽厚的“人的自然化”做出个性化阐释。它系统总结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李泽厚实践美学所展开的争论,立足于李泽厚实践美学对“后实践美学”的质疑做出答辩。同时,它在继承李泽厚实践美学核心思想基础上,立足当代中国新现实,勾勒出一种个性化的美学原理新框架,乃李泽厚实践美学在新世纪之新收获。
第五届国际马克思主义美学论坛以其宏阔的当代美学世界视域,关注了当代美学的世界性、交互性和多元性,通过九大主题的研讨体现了对当代世界美学核心命题乌托邦的把握,通过乌托邦的中国形式及其审美表达、詹姆逊对毛的挪用、西方科幻文学本源的探问等具有中国原创性学术理论的探索,实现了对世界当代美学学术话语的引领。如何使乌托邦这一现代性追求,在经历乌托邦、敌托邦、女托邦、巫托邦等众多形态后,皆化为“好托邦”,是当代美学政治哲学转向必然要求,亦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
2016年9月阿列西?艾尔雅维奇教授在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举行了为期两周的“批判美学：从现代主义到当代艺术”的高级研讨班。研讨班的内容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阿列西教授首先从古希腊开始探寻什么是“先锋派艺术”,而后详细梳理20世纪先锋派运动的发展与脉络。在现代性-现代主义、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当代性的框架内,考察了艺术与美学的诞生。并对从浪漫主义时期开始的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以及当代艺术、艺术批评做出评述。第二部分,阿列西教授讨论了20世纪先锋运动和美学革命的关系。他认为20世纪存在着一种“审美先锋派”（aesthetic avant-garde）,其范围由欧洲和美国逐步扩展到墨西哥、尼加拉瓜、巴西、南非等地区。20世纪的先锋运动包括第一代先锋派（或历史的、经典先锋派）,第二代新先锋派（新先锋派）和第三代先锋派（后社会主义先锋派）。先锋运动引发美学革命,其目的在于从根本上影响和改变我们体验世界、感知世界的方式,并且以必要的手段调整我们认知和体验现实的方式。从传统先锋派到新先锋派再到后社会主义先锋派,如意大利未来主义、俄国构成主义、超现实主义、墨西哥和尼加瓜拉壁画运动、情境主义国际以及NSK“未来国”,不仅加强了先锋艺术家与先锋运动的沟通,而且也激活了艺术家与政治团体的互动。
本文通过对汪曾祺小说《大淖记事》中的美学形象“巧云挑担”的讨论,阐发一种“缺陷性”的美学形象,并讨论这种形象和指向具体历史情境的马克思唯物主义美学的内在关联。这种形象不同于完善性的“理念”形象,它揭露、而不是掩盖理念体系和具体的物的世界之间的缺陷和距离,通过“缺陷性”形象的“典型化”的努力,能发挥一种卢卡契强调的总体化的批判功能。在这个美学形象讨论的基础上去我们可以重新阐释乌托邦概念,借用本雅明的“微弱的弥赛亚”的提法,本文试图将这种在历史的具体中寻找希望的乌托邦和那种理念化的、绝对主义的、工具性的乌托邦区分开来,并把它称为“缺陷性”乌托邦。
1916年爱尔兰复活节起义是二十世纪首次反殖民大起义,是席卷殖民世界的起义的预兆。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托洛茨基和拉迪克都把这次起义贬斥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但列宁却视之为能够作为工人阶级反抗垄断资本之盟友的世界舞台上的新生力量,是一场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
尽管“乌托邦”令人心驰神往,却在现实的考验面前举步维艰。因受时代的局限,乌托邦主义者们虽然为实现“美的理想”殚精竭虑,却一直未能收到预期的历史效应。直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出现,才为我们扫荡了笼罩在“乌托邦”身上的“虚幻”与“不切实际”。究其本质,马克思主义的“美的理想”是建立在“美的规律”基础上的人的奋斗愿景,它脱离了空想的窠臼,上升到科学的高度,所体现的是一种虽暂时被现存势力所阻挡但充满实现可能性的事实。通过准确把握住“美的规律”,我们即能真正地从现实的、实践的角度寻找到了一条实现“美的理想”的途径。
2016年是《乌托邦》发表五百周年。比利时（荷语）鲁汶大学（KUL）和（法语）鲁汶大学（UCL）共同举办了“我们时代的乌托邦”会议,讨论“乌托邦精神”在当代的意义,以及我们怎样促成乌托邦的构建。
